鲁迅去日本东京的原因？
泻药 当时教育部规定，留日学生要考满5分的。否则不许回国。鲁迅的考试成绩是4分半（好像是他作文还没写完）。如果继续在仙台医学院上学的话，按照他自己的性格，极有可能留日在日本定居下来。这也是鲁迅后来为什么批判自己是一个“弃医从文”的知识分子。其实他没有完全放弃医学，在20年代和30年代，他还分别到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支持母校的教学工作，先后教授了病理学、内科学和针灸等课程。
鲁迅在1918年到1926年之间，一共做了三件事情：
第一件就是做翻译，主要是木刻文艺，也有欧洲文学；第二件事是做编辑，他主编或者参与了多种刊物，如《新生》、《朝花旬刊》等等；第三件事就是小说集出版，包括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故事新编》。
在做的过程中，他也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，那就是“文学家”。所以从1918年开始写作算起，一直到1926年，他才算是完成了由“现代青年”——“留学生”——“文学家”的角色转换。而在此之前，他是一个以治病救人为使命的医生啊！这和他后来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。
我们可以认为，鲁迅去日本东京学习医学，是因为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受民众尊敬的名医。然而当他学习医学专业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医生，这个职业并不能让他获得名望与尊严。所以他离开日本，来到上海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
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正是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。1898年“百日维新”失败后，一些维新派的先进分子和爱国人士纷纷东渡日本，在日本形成了研究和传播西学与中国新思想的中心。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日益增多，仅 1903年就达到1300余人。日本国内民主改革运动也风起云涌，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。所有这些，都为鲁迅思想的转变准备了条件。
鲁迅初到日本时，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，对日本“立宪”抱有幻想，他认真研究日本的宪法制度和政治思想，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表示赞赏。但他对日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丑恶腐败现象也深恶痛绝。他在《藤野先生》一文中写到当时“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，爱国青年也愤然，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。”这“爱国青年”就是鲁迅的写照。随着对日本社会情况的逐渐了解，鲁迅逐步改变了轻信“立宪”和学习医术的态度，加深了观察中国社会的深度。他后来在《朝花夕拾·后记》中说，“这回便如一条飞祸，正向我的美好希望驰来，我怀着恐惧和好奇心看着……到得东京一调查，这却全是我所意料不到的。”
在东京，他看到了清政府派出的留学生“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士山”，在冰天雪地的冬天“就缩得像雪球一般”，“黄铜烟枪”更是家常便饭；还看到了那些“国贼”在东交民巷和银座之间徘徊，“以求看一看西洋镜，听听外国妓女的歌声”。他看到清政府的留学生“成群结队，闹得翻天”和他们“不问班次，不达学程，吸烟饮酒，不管公德，甚而至于赌钱，几乎是被警察所注意了”。他感叹道，“东京且不可居，况北京乎？”（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）他看到了许多日本学生鄙视“华人”，在科学上存有许多盲点。这些给他以巨大而深刻的打击，使他深感在科学上和中国人一样落后，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，“前之感慨，窃以为中国不惟无将胡之患，而其荒乱败坏，无可救疗，更甚于胡运之盛”，因此，“然仆则拳拳故国，念念生人……欲自疗而救人。”
他通过研究日本的政局和民情，认识到立宪政体不足为训，决心学习西欧一些国家的进步经验和制度。他十分赞赏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革命民主派的斗争精神。他曾给许寿裳写信说，罗伯斯庇尔“亦甚矫激之徒，革命事成，虽自戮亦无悔，吾今而后或当吸其魄于欧土，以共谋将来无限之事业”。他赞赏古希腊的雅典人追求人类理想的奋斗精神。他说，“伯里克理斯战匈奴，治雅典，诚壮健可怀慕也。”他研究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，对德国的法学家特劳边（Tropelius）推崇备至，称之为“德国之法家，实为现代第一人”。他尤其热爱法兰西民族热爱自由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卢梭学说，他曾经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，“法兰西民族为人类之恩多矣”。他通过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学说，开始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。在《破恶声论》中，已经引证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。
在东京，他通过看《时事新报》、读秋瑾《中国女报》和其他革命报刊，结识了同乡陈去病、徐锡麟、章太炎、陶成章等革命党人，逐渐明确了革命和文艺革命的方向。尤其是秋瑾女侠那种“横刀海外谁能识，马帐英雄已寂然”（周作人《怀羽堂杂诗》中《题小兄遗像》诗，载《知堂回忆集》卷二）的革命精神，对于鲁迅的刺激和感动十分之大，使他从悲痛和惊异中走向新的战斗。他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说，“先前我总以为做革命事体，异族女子大概尤其是可怕的……所以秋瑾以一女子，竞能闯入大通兵营去招集军马，实在是大可骇服的。”但是，秋瑾的失败，使他意识到在日本“求学又非‘少年中国之少年’所能行”，他必须回国，到最需要、最黑暗的中国社会去斗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