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家楼签证还是日坛？
据史料记载，甲午战争后，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，赔偿2亿两白银……条约签订后，列强看到清政府的软弱可欺，乘火打劫，又逼迫清政府追加3千万两白银赔款。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被迫用借了4.5亿两白银的外债，来支付赔偿款以及换回被割让的辽东半岛。迫于各方压力，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真正去接收辽东半岛，但清政府却仍需赔款。
在清政府赔付日本的款额中，其中有200万两白银被日本指名用于在其北京的使馆区修建使馆和公使官邸。经过日本外务省的多次商讨，他们认为应该在北京城内修建。而当时的清政府正推行新政，大力整治北京内城，限制旗人下堂办公，以安置从外省迁徙来的汉人。为了能摆脱限制，日本以各种方式向清政府施压，最终清政府同意日本将使馆建在北京内城东交民巷。
从1900年起，关于日本使馆的位置就成为中日两国外交的焦点。日本因为之前参与了八国联军侵华活动，在清政府心目中已无任何协商能力可言。清政府在多次的磋商中，仍只允许日本将使馆修建在东交民巷，双方商讨未果。日本政府为达到目的，屡屡使出杀手锏，对清政府施压。无奈，清政府被迫同意日本在东交民巷南口的崇文门东侧建使馆。但当时此地已被俄国占据，且俄国一直声称这是专供各国驻京公使的“安家楼演武场”，在两国相持不下的情况下，最后不得不由英国出面斡旋，在东交民巷的“日本医院”北侧找一小块地方安放日本使馆。日本外务省得知后，对清政府极为不满，于1901年4月派专程代表来京，要求扩建日本使馆。
中日双方多次谈判无果，日本外务省又派参赞武官到北京处理此事。清政府也于当年将此事交给袁世凯负责。袁世凯出于日本能给其提供军火及资金支持的目的，对日本十分优待。在日方的要求下，袁世凯出面要求外务部在东交民巷周边寻找其它合适的修建地。通过多方查找，东城日坛被日本看中，外务部便同意将日坛借予日本。在当年12月，双方签订了条约“日使馆新馆租用日坛东照宫建筑的合同”。该合同约定每月租金白银100两，如日方愿意购买可作价24万两。当年，日本就预付了50年租金共6万两，该合同将于1963年12月31日到期。该公使馆的公使官邸修建在此，并于1905年正式迁入此馆办公。
日坛旧照（来源于网络）
日坛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是明清皇帝祭日的场所。日本选择此地修建使馆实是别有用心。按中国人的传统思想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，他们以此是要将象征着王权的日坛据为已有，以达到征服中国的最终目标。日本在此修建使馆，不仅是对“王权” 的侵占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害。日方在签订“合同”时，虽只是租用日坛东照宫，但其实际占用面积已达到226.36亩，占日坛面积的3/5，而且将东照宫及附属建筑全部拆除。
拆除日坛建筑（来源于网络）
随着日本占领了日坛，东交民巷南口“日本医院”北侧，当年为扩建使馆而新建的建筑便作为日本使馆的二馆，也就是日本商社驻京办事处和三井银行使馆分处。一馆和二馆相隔甚远（一馆距离二馆约2.5公里），使馆区与商社办公区混合在一起，并不便管理。因此，日本将一馆全部作为公使官邸，二馆作为领事署使用。
位于日坛的日使馆（来源于网络）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使日本政府日益强大